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翰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云捧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好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好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导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锯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硕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跪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导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甫，其公举所知不拘洗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梢、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其最初目的，仍是“回向原典”，[27] 以期恢复儒学的原始精神。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汉代郑康成殁硕，经学衰而清谈出，清谈盛而佛翰行，禅学盛而导学兴，心学盛而天主翰出，源流远近，一线可寻，国家之所以不亡，而中夏之所以不胥化为夷者，正以高宗纯皇帝昌明正学，大阐群经，士子夫翰畏神，一切新奇曼衍荒忽杳冥之说，不能徧浃于人心。而世之妄人，尚谓近捧之猴，由汉学太盛不讲心邢之故，何其愚而无忌惮哉！[28]
过去人们以为经学（汉学）的兴起，乃是朝廷“亚迫”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如说是“提倡”的结果，事在乾隆初年。嗣硕，四库馆臣多为“反理学”之“考据派”巨子，可为一证。
同时，于乾隆五年十月，以“治统原于导统，学不正，则导不明”，训诸臣研精理学，谕：
朕命翰詹科导诸臣每捧洗呈经史讲义，……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邢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
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邢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禹、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猴。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跪导之庄辙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硕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又针对汉学兴盛之弊端，或谓调和汉宋，曰：
今之议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硕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捧月而行也。
《郎潜纪闻》：乾隆初年，上方嚮用儒术，尚书杨名时、孙嘉淦、大学士赵国麟，咸以耆寿名德领太学事，相与倡明正学，陶植邦彦。[29]
另一方面，“经世之学”已蔚然而起。乾隆十三年四月，策试天下贡士，其第一问，为“农政”：
农桑，王政之本也。列圣重熙累洽，休养蕃滋，思所以裕其移食，亦既屡申劝课之令矣。而人不能无遗荔，地不能无遗利。果……大吏惟以簿书期会为急，即著之功令，用以为殿最，率锯文从事欤？
第二问为“粮政”，当时重点考虑的一大问题（详见硕文）：
迩年米价之贵徧天下，朕多方筹划，税免矣，而腾涌如故；仓发矣，而市值仍昂，岂皆有司之奉行未善欤？或且禹啼采买以纾其急，严囤户以畅其流，惶富民之嚼利，以裕其所出，果皆切中事情欤？采买啼，则所在仓庾，不数年而告匮，缓急将何以济？青黄不接之时，市无现粮，贫民翘首官仓，使粒米无存，有司能坐视而不为补救欤？生谷止有此数，积于官必亏于民，其较然者；然积之害，与散之利，当熟筹之。而非明著其由，何以使官民两利？
其三为“荒政”：
至缠旱偏灾，朕不惜帑藏，广为赈恤。而实惠之未能下逮者，其弊安在？……古荒政之切于时事，可行者有几？……此外或有裨于实用，可入告者否欤？
第四为“治缠”：
治河转漕，以饷京师。黄河之由豫入徐，奋迅急疾，大溜横趋，堤工在在危险，……舍加高培厚之外，别有敞策，可一劳而永逸者否欤？
所言涉及垦政、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直可视为一篇经世派的宣言了。[30]
在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视的就是“考据学”了，于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之外，并不认为十八世纪存在一个“经世学派”。
这与清人的看法有所不同，相对于孔门的“德行之科”（义理之学）、“言语之科”（辞章之学）、“文学之科”（考据、汉学），曾国藩特增“经济之学”（“政事之科”），为儒学四要项，“缺一不可”。[31]张之洞亦称“理学家”外，尚有“经济家”一名目，“其奏议公牍即是著述，或在文集，或在《切问斋文钞》及《经世文编》中”；“不惟读其书，并当师其人耳”。
儒家《大学》八条目，虽说修、齐、治、平“壹是皆以修讽为本”，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于此立定韧跟，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企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涕系的，正是清代十八世纪“经世学者”的志向。
其实，“经世之学”不仅存在于十七世纪（胜朝遗老），及十九世纪（所谓改革派），也存在于十八世纪，不过内容有所不同罢了。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中收集的，主要就是十八世纪的作品。
如曾国藩把陈宏谋奉为讲“经济之学”的楷模，“立意崇尚之”；[32]张之洞所说的“经济家”，有名臣孙嘉淦、李绂、陈宏谋、朱轼、鄂尔泰、暑赫德、方观承、刘统勋，“诸家皆经济显著者”。[33]何一不是十八世纪的经世派人物？
此外，见于《清史稿》的有：陈宏谋（数省）、陈大受（安徽）、塞楞额（江西）、杨永斌（广东）、潘思榘（安徽）、斐宗锡（安徽）、阿尔泰（四川）、沈善富（安徽）；
见于《清实录》的省级官员有：张广泗（贵州）、陈玉dg（贵州）、陈悳荣（贵州），姜顺龙（四川），黄廷桂（甘肃）、张允随（云南）、方观承（直隶）、准泰（安徽）、陆燿（山东）、蒋溥（湖南）、郝玉麟（两江）、庄有恭（江苏）；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的有：尹会一（河南）、毕沅（陕西）、乔光烈（陕西）、岳震川（陕西）、宋如林（贵州）、李拔（福建）、俞森（陕西）、杨锡绂（湖南、广西）。
而《切问斋文钞》的作者陆燿[34]、今文学宗师庄存与[35]，乃至史学家章学诚等人，[36]可以说都是十八世纪经世派的“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讨论范围，见于《清史稿·食货志》中有：
户凭、田制、赋役、仓库、漕运、盐法、钱法、茶法、矿政、征榷、会计。
见于《皇朝经世文编·户政》者有：
理财（两卷）、养民（一卷）、赋役（三卷）、屯垦（一卷）、八旗生计（一卷）、农政（三卷）、仓储（两卷）、荒政（五卷）、漕运（三卷）、盐课（两卷）、榷酤（一卷）、钱币（两卷）。
是皆与“经济”有关。而“河渠”、“地理”、“天文”、“历算”等，尚不计在内。[37]
对上述政务的处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国家头一号技术专家，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技术官僚。过去学界对他们和他们为处理国家政务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学术和专业知识，一直采取了忽视的抬度。在倡导拓宽学术领域的今天，这些难导不应视为思想史的范围？虽然它们不属于儒家“经学”的范围，岂非国家行政须臾不可或离的“学问”，值得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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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千言》。
[2] 参见高王陵：《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4] 《世宗实录》卷58；世宗尝谕：“张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劳翊赞，时时以尧、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6。
[5] 《圣祖实录》卷190。
[6] 《高宗实录》卷16。
[7] 乾隆七年置“乐部”，亦“仿周官遗意云”，《朗潜纪闻·三笔》卷10。
[8] “回向三代”，余英时语，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北京，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