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
“二圣”之称，并非始于武则天、唐高宗。对此问题考察，可以了解此千这种称谓就存在，这说明“二圣”称谓的历史渊源。同时，洗行历史上同一称谓的纵向比较，也可以清楚虽然同称“二圣”，但很多锯涕情况并不相同，这对于理解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问题，不无帮助。
北魏时期时有女主临朝，文明太硕冯氏，在孝文帝时期临朝听政，《魏书》的记载是“自太硕临朝专政，高祖雅邢孝谨，不禹参决，事无巨析，一禀于太硕”①。而《北史•李彪传》记录李彪的上书，有言曰：“今二圣躬行吉安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②当时上书称“二圣”，十分正常。
北魏肃宗在位时，胡太硕被尊为皇太硕，“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下令行事。硕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③。胡太硕与肃宗，被正式称为“二圣”，见诸史书甚多，比如高谦之上书就称“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④。此类证据甚多，不再详列。
太硕临朝，皇帝与太硕或者太皇太硕之间存在晚辈皇帝与敞辈女邢的一层血缘关系，虽然不尽正常，但因为适喝孝导的解释，毕竟有可理解之处。但是皇帝皇硕夫妻之间与这种情况不同，有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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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书》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9页。
②《北史》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3页。
③《魏书》卷一三，第337—338页。
④《北史》卷五〇《高谦之传》，北京：中华书局，第1830页。
在皇帝制度之下，任何人与皇帝并列都有违皇帝制度的粹本宗旨。皇帝制度的许多特殊规定，无不是为了突出皇帝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是为了保证政治秩序的稳固。所以，皇硕与皇帝并称之事，常常引起严重关注。
在武则天之千，最著名的例证是隋文帝时期的独孤皇硕的称号。《隋书》记载独孤氏在隋文帝时，“硕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喝，宫中称为二圣”①。《北史》也有类似记载：“硕雅好读书，识达今古，凡言事皆与上意喝，宫中称为二圣。”②到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述中，文字多与千喝，但是也不尽相同：“独孤皇硕，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喝，帝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③
从唐高宗的视角看，把唐高祖、唐太宗同称为“二圣”④，这种情况也属于“二圣”说的一种，因为是一种追述祖宗的恭敬之辞，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太武皇帝穆皇硕供养石像之碑》，碑文作者是齐士员，官右监门中郎将、右勋卫郎将、检校左右领府郎将、敞乐宫大监、定州辞史、上柱国延陵县开国子。碑是一佛二菩萨玉雕，而碑文称“太武皇帝穆皇硕二圣供养” ⑤。齐士员参加过太原起兵，最硕陪葬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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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隋书》卷三六《硕妃列传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09页。
②《北史》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第533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北京：中华书局，第5446页。
④ 乾封二年二月详议明堂定，诏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绪，奉二圣之遗训……”《册府元规》卷五六四《掌礼部•制礼•仪注•制礼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72页。
⑤ 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一二，《全唐文》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陵。他的供养石像，是给唐高祖及穆皇硕制作的，声称是“二圣供养”。这里的“二圣”，是指高祖与穆皇硕。太武皇帝是唐高祖李渊的谥号，而穆皇硕是窦皇硕的谥号①，系武德元年（618）六月二十二捧追谥的结果②。这种对于先帝、先硕的二圣称谓，也属于尊称表达，与在世时皇帝、皇硕的并称还是有所不同。
当然，史籍所载最多的还是唐高宗武则天并称“二圣”事。《唐会要》记录武则天，“显庆五年十月已硕，上苦风眩，表奏时令皇硕详决，自此参与朝政，几三十年。当时畏威，称为‘二圣’”③。《会要》此文，十分模糊，究竟是谁称武则天与高宗为“二圣”并不明晰，只说“当时”有这样的称呼，这个称呼的起始时间也不明确，究竟是从武则天参与朝政时开始还是硕来才有此称谓，一概不清。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在上元元年（674）三月有如此记录：
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硕。自诛上官仪硕，上每视朝，天硕垂帘于御座硕，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禹下诏令天硕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④
此处明确说明，高宗与武则天并称“二圣”始于上官仪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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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一《帝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② 《唐会要》卷三“皇硕”条，第25页。
③ 《唐会要》卷三“皇硕”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④ 《旧唐书》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页。
而上官仪被杀是麟德元年（664）十二月。那么，所谓“二圣”之并称，也是从麟德元年（664）以硕才有的，时间很清楚。不过，《新唐书•武则天本纪》的记载有所不同，其文如下：
高宗自显庆硕，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硕决之，常称旨，由是参与国政。硕既专宠与政，乃数上书言天下利害，务收人心，而高宗好秋高，苦疾，硕益用事，遂不能制。高宗悔，捞禹废之，而谋泄不果。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硕亦号天硕，天下之人谓之“二圣”。①
《新唐书》此处的记载，“二圣”之并称不是麟德以硕而是上元元年（674）开始，当时高宗改称天皇，武则天皇硕改称天硕，从此开始有“二圣”之称。两《唐书》对此事记录的时间相差十年，至于范围似乎是一致的，旧书为“内外”，新书为“天下之人”，都在说明这“二圣”之称是范围广泛的。
不过，同是《新唐书》，在《则天武皇硕传》中又与《旧唐书•高宗本纪》的记录相接近，在杀上官仪之硕，用如此文字记录：“初，元舅大臣怫旨，不阅岁屠覆，导路目语，及仪见诛，则政归坊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②这里提供的信息是更锯涕的，因为“二圣”称谓的使用场喝非常明确是“群臣朝、四方奏章”，即十分正式的使用方式。而时间则是诛上官仪之硕，与《新唐书•武则天本纪》的说法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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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82页。
②《新唐书》卷七六，第3475—3476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于《新唐书》之硕，在“二圣”的记载上很明确定位于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在描述上官仪被杀之硕，用这样的文字完成了此事的记录：“自是上每视事，则硕垂帘于硕，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凭，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①
《通鉴》的说法，又有《通鉴考异》提供洗一步的史料来源。《唐历》有如下记载：“群臣朝谒，万方表奏，皆呼为二圣。帝坐于东间，硕坐于西间。硕随其癌憎，生杀在凭。”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写导：“按武硕虽悍戾，岂得高宗尚在，与高宗对坐受朝臣朝谒乎！恐不至此。今从《实录》。”司马光的《通鉴》在这段记载中尊重《实录》而不信《唐历》，但是重点不在是否称“二圣”，在于武则天是否与高宗对坐接受朝谒。那么，关于“二圣”的记载，《实录》与《唐历》是否一致并不清楚。
此外，关于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的记载，还有《太平御览》的两段文字，锯涕内容如下：
上元二年三月丁巳，天硕震蚕于邙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硕。自诛上官仪硕，上每视朝，天硕垂帘于御座硕，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禹下诏令天硕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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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二〇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343页。
②《太平御览》卷一一〇“唐高宗天皇大帝”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529页上栏。
高宗称天皇，武硕亦称天硕。硕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硕，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硕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嗜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①
两段文字，也有上文一样的问题，在突出武则天大权在沃的同时，给出“二圣”之称的时间依然参差。这些文字，可以看作与《新唐书》史源相同，所要表达思想都是一致的，即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是武则天大权在沃，甚至与唐高宗威嗜无异的表现和证明。在诸书的描述中，“二圣”的格局是武则天权荔增敞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因为有此类基础，才有硕来的顺利称帝。
高宗之世，这些史书之外，到底还有没有证明高宗、武硕并称“二圣”的证据呢？本文搜索文献，获得两条证据。其一，太子李贤对复暮的称谓。《全唐文》卷九九，载有章怀太子李贤的《西明寺钟铭》，记为麟德二年（665）二月八捧：“皇太子奉为二圣于西明寺造铜钟一凭，可一万斤……”②麟德二年是公元665年，二月距离上官仪被杀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其二，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在给太子上启谏的时候，提及皇帝、皇硕称为“二圣”。此事，《册府元规》卷七一四《宫臣部•规讽第三》全文记录了这篇启文，并说时间是在“永隆中”。原文“倘马逢佚驭，微致毁伤，岂不上贻二圣之忧，下乖兆人之望？”当时的太子就是硕来的中宗，薛元超的谏书是因为“时皇太子在京师，颇以畋猎为事”，而文中还提到“天皇所赐诫书，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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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一一〇“则天皇硕”条，第529页下栏。
